今天的文章是一个内容从业者的反思。当下，其实很难准确定义“内容创作者”。这里，我们暂且把它的定义放得宽泛一些：以表达为生的人。表达本身即一种权力。她渐渐发现，从很多层面来讲，以表达为生常常携带着被遮蔽的残酷。而这种残酷不止限于某一种内容生产领域，它更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表达媒介：虚构与非虚构写作、摄影、绘画、电影、当代艺术等等。
但是，这也远非拿出道德大棒就一劳永逸的问题。她对这一问题是如何开始反思的？又有哪些辗转曲折的感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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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们的“聪明”手段
最近，读了一本聚焦纽伦堡审判的书《作家城堡》。更确切地说，这本书的写作对象是将纽伦堡审判作为写作对象的写作者们。纽伦堡审判期间，各国都派出了通讯记者，几乎每家知名媒体都有自己的代表。为了争夺独家新闻，记者们各显神通。烟幕弹，巧舌如簧，真假参半，已然是常规操作。钻营人脉与圈子，也是其来有自。更有甚者，报道通篇以现场视角展开，战犯神情栩栩如生，庭审对话活灵活现，实则报道者根本没去纽伦堡。
这样的“聪明”不少见，跟当下的流量逻辑如出一辙。流量当道，胜者为王，只要能够抢占头版头条，不择手段便只是花边轶事。身为某种意义上的同行，竟从中读出似曾相识。
展开剩余90%《作家城堡：纽伦堡1946，深渊旁的聚会》
作者：[德] 乌韦·诺伊玛尔
译者：柳雨薇
版本：新星出版社
2025年9月
2016年，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，投票结果一出，舆论有些哗然。彼时我刚工作不久，接到采访任务，要找一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此做深入解析。我决定联系剑桥大学的艾伦·麦克法兰教授，他对英国与欧洲的历史关系、观念传统等有长久研究，对脱欧问题也有独到洞见。的确，他是个合适的采访对象。
我发消息、打电话、写邮件，轰炸同学、朋友，在剑桥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搜寻。终于，辗转联系到了他在剑桥大学的一位同事，他告诉我麦克法兰在休假，可能不方便接受采访。我当然不会就此放弃，一再申明诚意：麦克法兰教授是如此适合分析这一问题，我们的读者多么关心脱欧议程。诸如此类。这样的说辞，当下的我可能是真心实意相信的。要到很久以后，我才能意识到其中的巧言令色。他的同事最终给了我麦克法兰的私人联系方式。
我马不停蹄地拟好提纲。遥远的应答声通过电话线传来，麦克法兰答应了采访。采访进行得很顺利，刊发及时。对于这个新闻“热点”，我操作迅速，兼顾专业，获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，应该也为读者提供了有启发性的信息。
但后来的很长时间里，我难以忘记电话接通时，麦克法兰轻声嘟囔的一句：这不是我的家庭电话吗？他的语气并非是朝向我的指责，更像是自言自语的疑惑。他肯定感到被打扰。尤其是，工作多年以后，我越发明白休假的要义正是沉浸。沉浸才能获得心流——才真正可以称得上休息。在假日收到工作讯息，看似“举手之劳”，却很可能破坏休假的心情与节奏。当然，最终接受采访是麦克法兰自身的决定，但我一定也施加了某种压力：用我的真诚。
彼时的我，只是把那次采访看作自己工作能力过硬，突破能力强大的一个例证。这样的工作能力的“证明”日后应该还有很多：在不具备条件时创造条件，在对方不想开口时“放手一搏”。人的私心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着，甚至自身难以察觉。
有时候，我们的工作事关公共利益，不得退让。但扪心自问，这样的一次采访是否真的没有替代方案？我的动机是对公共利益的关切，还是对私人工作表现的迫切？
《新闻女王》剧照。
热播剧《新闻女王》第二部开头，新闻主播文慧心蛰伏日久，她等待一场“东风”来复出。不久之后，元朗旧楼坍塌，造成重大伤亡，这场重大事故正是文慧心企盼的东风。她借此机会包下直升机，抵达现场直播，打响复出首战。东风吹来的雀跃与伤亡的残酷，其中的复杂抉择与利益挣扎，正是需要小心走过的钢索。
这不是一段崭新的钢索。多年以前，南非摄影师凯文·卡特在苏丹拍摄的照片《饥饿的苏丹》就曾经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。照片中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童趴倒在地，不远处一只秃鹫正死死盯着。摄影师凭借这张照片获得了诸多奖项，但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。
2
艺术创作中的伦理
事实上，这种矛盾远远不只存在于新闻领域。几乎所有的内容创作者，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。当下，其实很难准确定义“内容创作者”。这里，我们暂且把它的定义放得宽泛一些：以表达为生的人。
前一段时间，艺术家蔡国强与始祖鸟合作的艺术项目“升龙”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这场烟花艺术表演的核心定位本是“探索高山在地文化”。但烟花爆炸之时，反倒让大家看到脆弱的高原环境被这场艺术项目入侵和破坏。环保烟花的说法，引发各方质疑。当创作者被自身的表达遮蔽，那些高原土壤、植被、动物，成为艺术的祭品。
艺术项目《升龙》视频画面。
多年以前，我读过一本犯罪小说《19年间谋杀小叙》。小说讲述了女大学生被铊毒杀的案件。阴郁、愤懑的女大学生文秀娟用寄生虫卵谋杀了自己的亲姐姐文秀琳。进入大学后，文秀娟无所不用其极，伪装成富家女，她的虚荣自私，引发同学厌恶。最终，同学集体用铊投毒杀害了文秀娟。
小说层层递进，情节紧凑抓人，充满作家的巧思与奇崛的想象力，但是读完之后却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——我忍不住想到朱令案。彼时朱令还在世，小说中的诸多细节与现实中的案件有所重叠。但不同的是，小说中遭受铊谋害的受害者，也是一个极度自私、冷血的杀人凶手。
《19年间谋杀小叙》
作者：那多
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8年7月
翻阅相关的评论，从小说联想到朱令案的读者不在少数。当然，读者应当能够分辨小说与现实案件的不同。如果隔了久远的时间、繁多的传说，小说与现实的联系会被稀释。但对于有着如此鲜明公共记忆的案件来说，现实中的巨大痛苦，转瞬化为灵感来源，本身即无可避免地呼唤一种观照。作家在序言中回忆写作这个故事前后自身生活的变化：步入婚姻、开办餐厅、父亲的勉励、对小说大纲的喜爱……固然，这些对于作家本人的创作都很重要。但深情的私人回忆，与朱令的病重离世形成难以忽视的张力，隐没在小说与现实之间。受害者形象的剧烈反转，是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证明，也是一种残酷的灵感产物。
前几年，模特纯子（KAORI）发声，才让大家看到知名摄影师荒木经惟与他的模特之间充满剥削的关系。纯子指出，在与荒木经惟合作期间，她被迫裸体拍摄，除了拍摄后的一些零花钱，模特拍摄本身常常拿不到酬劳。以她为模特的照片，在未经她许可的情况下被公开出版，在全世界展览、售卖。荒木经惟的妻子荒木阳子在书中披露，为了让模特呈现自然的状态，荒木经惟会先和她们发生性关系。纯子被他称呼为“老子的女人”“娼妇”。荒木经惟的作品常以捆绑、裸体等方式，将女性的身体作为他创作的对象。他的照片以及艺术世界，曾长久地摄人心魄，打破禁忌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。但对于他镜头下的模特来说，“艺术”不只是一种抽象的创造。
《可怜的东西》电影剧照。
好莱坞电影《可怜的东西》中，艾玛·斯通的露骨表演也曾引发身体剥削的讨论。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《秘密缪斯》里，记录了诸多画家与他们的“缪斯”之间的纠葛。《作家城堡》里写到了作家、记者玛莎·盖尔霍恩与海明威的婚姻，海明威在其中展现出的粗暴，残忍与自私，让不少读者惊讶于这位文豪的另一面。
我们看到，这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老的争论：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。
3
艺术是不是“巧言令色”
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我们曾习以为常。我们容忍表达者，尤其是艺术家的荒诞不经，甚至奉为圭臬。伦理是迂腐的，艺术是崇高的。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。
经典作品《洛丽塔》曾引发过几轮大讨论。小说采用恋童癖亨伯特的视角叙事，它是否美化了对少女的病态迷恋与控制？对恶的剖析，是否必须走进恶？艺术表达是否逾越了伦理底线？艺术应该承载道德吗？道德要求是否损伤艺术表达？林奕含借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发出的质问言犹在耳：文学是不是一种巧言令色？
“老登文学”这一词语的出现，让难以名状的不适感获得了命名，让沉默的群体掌握了语言，把神圣的经典拉下神坛。这一场浩浩汤汤的大潮仍然方兴未艾。我们启动新的思考，寻找新的语言，捍卫新的伦理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。
但这样的警惕也蕴含着新的危险。痛苦的质问往往没有动摇他人，却先行毁灭了自身。如果一切创作都充满道德警察式的评判，相信没有多少创作者（表达者）能始终保有激情。我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具有的“侵略与暴力”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谨小慎微，自我审查。这令我变得过度畏缩。它的吊诡之处在于，这不单单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。
《坠落的审判》电影剧照。
《坠落的审判》当然是一部关于婚姻生活的电影，但创作与现实的角力，也是它的核心主题之一。电影中，夫妻双方都是作家，共同的生活甚至成为双方都想要“争夺”的潜在素材。生活一旦被转变为创作的素材与审美的对象，其中必定包含着残酷。
丈夫萨缪尔曾告诉妻子桑德拉自己的写作创意：一个关于父亲与儿子关系的隐喻。这个故事不难让人联想到他在（电影）现实中的过失，由此导致儿子遭遇事故，视神经受损。桑德拉在自己的写作中使用了这个创意，将它化用到了自己的小说中，其中的父子关系被替换成了母亲与女儿。萨缪尔指责桑德拉剽窃，也指责桑德拉把照顾家庭与孩子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，以至于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创作。
但在桑德拉眼中，她认为一切皆是自身的选择：是萨缪尔的选择，造成了他时间紧张、无暇写作。萨缪尔完全可以捡起他的创意继续写，写他自己的故事版本。萨缪尔怯懦、恐惧，无法面对自身可能才华有限，根本没有天赋创作。于是，他总是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借口，以此来逃避写作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是萨缪尔“需要”这些借口，“需要”受害者的位置。
桑德拉独立强大，充满耀眼的光芒。萨缪尔谨慎细致，将家庭照顾得妥帖。他对家庭和儿子付出的时间心力，不能全部用虚伪和逃避来概括。虽说在桑德拉的小说之后，萨缪尔仍然可以创造自己的版本。但同样的素材与概念，在一个作家已经将它完成的基础上，要再写出一个不同的故事，难度不可同日而语。萨缪尔的选择绝非全部出于逃避与恐惧。如此审判萨缪尔，似乎陷入了我们常常批判的“慕强”陷阱：成功是合情合理的，失败是软弱无能的。
但是，桑德拉说的也并非胡话。萨缪尔的选择中，是否没有一丝逃避与恐惧？更重要的是，在你死我活的博弈当中，桑德拉与萨缪尔是否没有其他的出路？
道德大旗总是容易成为“万金油”。自私的攫取能够假借伦理之名，胆怯的退缩也可以躲藏在道德之后。艺术可能变成巧言令色，伦理也可能变成替罪羔羊。
是非对错，清晰，又模糊。尽管困难，但跳出二元对立：性别的，道德的，利益的……，或许我们的确能够建立新的秩序。那时候，我们玩一种新的游戏，在其中找到一种新的方法：我们不损害自身，也不牺牲他人。
撰文/张婷
编辑/刘亚光
校对/薛京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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